口述：常崇敏 整理：李斯
尊師重道是千百年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對於很多人来来讲，没有恩師的栽培和扶助，就不会拥有後來的人生道路。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每个人在一生中也一定会遭遇到困難和挫折，在感嘅自己的生活道路之際，回想起一位位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助我度過難關的恩師和尊長，我的心境只能用感激涕零來形容。台灣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又要來臨了，我不由自主再一次懷念起我的恩師李定文和倪超教授夫婦,他们的音容笑貌歷曆在目，40多年前的往事，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60年代李定文、倪超教授于台湾
严谨治学 慈祥育人
1957年我由台南一中攷進了台灣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當時李定文教授是我的數學教授，她的丈夫倪超教授是我的系主任。李定文教授夫婦都是留學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執教的學者，不單是嚴謹治學教書，更是寬厚慈祥育人。18歲上大學的我調皮好動，對一下子進入嚴格的大學生活還不適應，上課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心不在焉。李教授很快就注意到我，找我談話並且一定讓我做到第一排，甚至指定了一個專門的位置，讓我好好聽講。大學一年級我每月可以領到98元的獎助金，但這些錢僅僅夠半個月的夥食費，我只得與同學互相幫忙，輪流爲對方帶回半個月的免費白飯來對付生活。所以我雖然知道自己眼睛近視但卻從來沒想過去配眼鏡。細心的李教授在上課時看出我的視力不妥，便立即讓我上街去配眼鏡，錢由她来出。我平生的第一副近视眼镜，就是李教授送给她的新学生的礼物。
李教授在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爲我們開設微積分課程，這是一門不容易通過的課目。可是從這一年開始，除了上課，我還不得不去做家教來補貼生活,同時我又是成功大學橄欖球隊的隊長，比賽訓練幾乎天天都有。我一樣不想放棄，寧可晚上不睡覺也要堅持下去，所以我經常疲憊不堪，雖然年青力力壯外號“白牛”，但上課時間難免要忍不住打嗑睡。李教授是個嚴師，上課睡覺自然要遭到訓叱,但她也有慈母一般的心腸。在我解清楚我的生活後，她勸我放棄橄榄球隊的訓練和比賽，要以學業爲重。當时我身爲校隊的隊長，一心要爲成功大學在省橄欖球比賽中取得名次，所以李教授的建議自然是聽不進去。李教授看到我這麽固執，就不再勸阻，而是常常爲我開小灶補功課，指點我高等數學。這一年是我过得非常辛苦，但是我挺了下來，全班所有課目全通過的只有四個人，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据理力争 爱护学子
在當年的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每一屆都有1/4的學生需要在第五或者第六年才能修完所有的學分畢業。我用功学习，很順利地通過了大三的功課，眼看在四年取得學位的夢想就要實現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預料不到的事發生了。哪是在我大四下學期的一天下午，我在橄榄球隊訓練結束後大汗淋漓准備回宿舍休息，穿過學校藍球場時，看到我的同學同一幫外校的學生爭執不休而且動起手來，情形十分混亂。我想都沒有想，立即衝上前去勸架。好在我塊頭夠大，多年的運動員訓練自然是身手敏捷，硬是把二撥混戰的學生拉開。我自以爲做了一件好事，心情愉快地回到住處。就在我在浴室洗澡的時候，外校的一大幫學生拿著可以致命的武器衝到了浴室要找我算賬，因爲雙方混亂之中見到我鎮定了局面，他們便認定我是打架的主謀。事件就這樣一下子鬧大了，不但驚動了學校管理層，甚至引來了台南中華日報的記者。
年輕的我以爲自己勸架是做好事還不以爲然，有一天卻被李教授叫住，她邀請我去她家裏做客，然後同倪教授一起仔仔細細地詢問了當天事件的頭尾細節。我這才知道事態嚴重，原來當時的情況是，校長、教育長等主要學校的高層領導，認定我帶頭與外校學生打架鬥毆，基本定調是要開除我以整頓學校校風。
1961年的秋天，成大每年一度的畢業生典禮如期舉行，百名年青的學子興奮地從校長手中接過了畢業證書，我也是其中的一員。此是此刻,我的心緒是如此激動，雖然因爲家父英年早逝和戰亂遷徙的原因我家境清貧，但出身書香門第的母親一直教育我要好好讀書，不能爲顯赫了百年的山西常氏家族丟臉，大學文憑對於我來講，可以說是等同生命一樣悠關重要。李定文教授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專門過來同我合影，恭喜我四年寒窗終於有了圓滿的結果，還爲了拍了穿著學士袍的照片，叮囑我回去給母親看。
我知道我有這麽一天，李定文和倪超教授除了教我文化和知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爲我不公正的“罪名”的辯護。倪教授在在校務會上不惜得罪校長、同僚，力爭學校放棄開除我學籍的決定，否則，即使我是通過了所在課目的攷試，而且帶領成功大學橄欖球隊奪取了台灣省聯賽的亞軍，也一樣逃不了被開除的命運。如果沒有李定文教授夫婦的愛護，20歲出頭的我，一定沒有辦法去承受這個致命的打擊。我後來的生活道路會是如何，簡直是不可想象。
恩師教誨， 澤及後輩
李定文教授夫婦對我的關心，一直延續到他們去世之前。1979年李教授夫婦來多倫多訪問，可惜我當時正好在中國大陸探親所以無緣拜見，但要教授夫婦卻還是專門到我家中探望了我的太太和二個兒子。倪超教授在我畢業後擔任了成功大學的校長，可以說桃李滿天下，學生中名人更是無數，但他一直同我保持書信的來往，甚至在書中提到我，稱我爲在加拿大做小生意做得很成功的常崇敏。就是在他老人家去世的三个月前，我还收到过倪教授的亲笔信件。李定文教授夫婦在上世紀90年代末先後去世，我也從一個愛衝動的毛頭小夥，變成年逾花甲的老人，99年我退休同老伴居住在定居了40年的多倫多安享晚年，兒子們也學有所長成家立業。
歲月的滄桑，讓我更加珍惜恩師的教誨和愛護，所以我多年來一直盡我的能力，幫助和指點年青的一代中國移民朋友，在加拿大開創自己的新生活，尤其在退休後有了閑暇的時間，我更加花精力去組織活動，給有需要的中國朋友們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我想這也是我對恩师李定文教授夫婦能做的唯一的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