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出生在硅谷的华人，我总感到自己似乎应该学习理科。毕竟我家位于苹果和谷歌的大本营，我父母在九十年代为读工程专业研究生而移民美国。我从小在一个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被统称为STEM）的环境中长大，因此一直着重学习数理科目。在初中时，我插进了一个数学快班。在高中开始前的那个夏天，我放弃了自己感兴趣的本地艺术工作室开设的版画课，提前自学了代数2和三角学。我周围的许多华人同学希望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工程师。我也一直相信自己以后会在这个领域工作。
但在内心深处，我对数理化从没有特殊感情。相比之下，人文和艺术才是我的挚爱。我从六岁起就在本地的艺术工作室上课；我发觉自己对创意性写作抱有激情；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小说；除此以外我还在高中担任了学校文学杂志的编辑，暑假参加了写作工坊。在伴随我长大的理科环境和真正热爱的科目之间，我摇摆不定。
进入少年时代后，我便一直经历着这种挣扎。在身边的华裔同龄人和亲戚的口中，甚至有时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个看法：理解莎士比亚有那么重要吗？了解一个已经灭亡了的政党有什么用？在最近的一趟历史课上，一位同学打断老师：“如果我要当神经科医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类似这样脱口而出的问题说明了一个疑惑：学习人文学科有什么用？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听上去有道理，实际上却带有些误导。
这当然不是仅存在于美籍华人身上的问题。当今的美国学生和整个社会似乎越来越忽视人文学科的益处。美国文理科学院一个名为“人文指标”(Humanities Indicators)的项目报告显示，2014年在本科修完核心人文专业的人数创1984年以来的新低。这个趋势让美国高等教育界在过去几年忧心忡忡。
但想到我们的文明和历史，这个问题就有点奇怪。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一贯重视教育。传统中国文化重视培养擅长琴棋书画的人才，而当今的中国海外移民已经偏离了这种传统。许多中国移民学习了数理化，于是他们也理所当然地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STEM科目。根据负责为美国大学招生设计考试的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调查，从1996年至2001年，有47%的亚太裔学生主修STEM科目，这个比例是白人、非洲裔和拉丁美裔学生的两倍还高。一份2011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研究显示，亚裔学生在与STEM相关的领域里“比例极高”。
今年早些时候，我的英文课布置阅读《哈泼斯杂志》(Harper’s)上一篇由马克·斯罗卡(Mark Slouka)撰写的名为《去人性化》(Dehumanised)的文章。斯罗卡指出，美国“对艺术和人文扮演的重要公民职能地削弱……正将国民塑造成雇员，而非公民”。
这一切让我不禁疑惑：华人既然如此重视教育在职场中的作用，为什么有那么多华裔父母会忽视历史、艺术和文学的重要性？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些科目可以教给年轻人价值观与道德准则，得以让他们在社会中承担责任，做出智慧的选择，学会批判性思考，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吗？我想起了历史老师的一句话：“民主离灭亡总是只有一代人的距离。”在一个社会中，数百年历史的民主理想，比如言论与出版自由，稍有不慎就能被镇压，乃至灭亡。
在旧金山湾区长大过程中，我发现华裔家长虽然常常鼓励孩子把学习艺术当作爱好，但除非孩子真正在钢琴或戏剧方面有所成就，许多人仍然认为人文学科没有实际用途，找工作前景暗淡，工资微薄。我的一位华人同学就无法说服她的父母让她参加艺术夏令营。他们希望她考虑理科项目，认为这样更加实际。我还有一位华人朋友希望成为设计师。她在过去的一年中试图说服父母让她选择和艺术相关的职业。在她最近的一件艺术作品中，她试图表现华裔家长认为艺术行业徒劳无用、只能用来挣零花钱的偏见。她用硬纸板做了一个二胡的模型，并在上面贴满了一元钞票。
我的看法与上述偏见恰恰相反。我认为人文学科可以帮助培养批判性思维，而这种能力对于学习任何科目都至关重要。通过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人文学科教会他们如何面临职场中的转折。威斯利安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th)将通识教育的这种功能解释为对整个人的培养，而非仅仅教会一个人工作所需的技能。《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曾刊登罗斯在2009年一篇纪念威斯利安大学人文中心的演讲。他在这篇名为《超越批判性思维》的演讲中提到：“人文科目会给予你的内心和脑海必要的元素，让你今后几十年在完成创造性和集中性工作时都受益无穷。”创造性思维可以应用于包括STEM在内的任何领域，对人的一生都至关重要。Paypal的CEO彼得·泰尔（Peter Thiel）、时代华纳的前CEO杰拉德·莱文(Gerald Levin)和Flickr的前创始人之一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杂志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将包括他们在内的一组人命名为“九位学哲学出身的著名总裁”。
我自身的成长和成熟也来自于文科的学习。我的文学老师曾说过，人们直到在家门口看到磨难才学会同情。作为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生，尤其身处于像硅谷这样一个富裕的象牙塔环境中，我从未目睹过饥饿、战乱以及内乱。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人间苦难，我便将人文学科当作一扇窗户，来透视我在现实中无法拥有也不想拥有的经历。
比方说，在名著《红字》(The Scarlett Letter)中，作者霍桑(Hawthorne)借他的主人公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之口说出了一句肺腑真言：“她也拥有许多人一生的渴求，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经历一场深刻的悲痛，以此来升华她的人性，让她对他人的悲痛感同身受。”霍桑希望说明感情上的伤痛能够升华一个孩子的天性，让她体会他人的伤痛。读者们也能通过这样的情节感受培养自己与他人建立共鸣的能力。
于是我明白了文学在社会改变中固有的角色。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在废奴运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为城市穷人带来了社会变革；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启发了现代女权运动。
近期，911恐怖袭击后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加强了政府监控权，许多美国人感到这是对他们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侵害。美国人意识到，如果没有有教养的公民意识到自身自由受到的威胁，社会将会退化成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1984》中所描述的反乌托邦国家。
高中二年级时，我为了自己的学术前途向一家大学咨询公司的华裔顾问寻求意见，他居然告诉我：如果你的数理化不差，为什么要学文科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文科是培养有认知的公民必不可少的科目。它教会人们通过间接经历学会体会他人的情感，它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在所有行业中都可以应用。只有通过接受领会人文学科所提供的一切，社会和个人才能真正强大。
